Vitalik Buterin：开源主流化后为何转向copyleft

在自由开源软件及更广义的自由内容领域，版权许可主要分为两大类：宽松许可证（如CC0、MIT）允许无限制使用与分发，仅需注明出处；而copyleft许可证（如CC-BY-SA、GPL）则要求衍生作品必须在相同许可下发布，并公开源代码。简言之，前者鼓励广泛传播，后者仅向愿意共享者开放。 自早年偏爱宽松许可（如其博客采用WTFPL），Vitalik Buterin近年逐渐转向支持copyleft。这一转变源于行业演进与哲学认知的双重变化。 首先，开源已成主流。谷歌、微软、华为等科技巨头不仅采纳开源，更主导其开发；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领域对开源依赖程度空前提升。企业不再抗拒开源，反而主动参与，使得通过copyleft强制开放的必要性增强。 其次，加密领域竞争激烈且逐利性上升，单靠道德呼吁无法推动开源。因此，必须借助copyleft的「硬约束」——只有愿意共享源代码者，才可合法使用相关代码。 此外，格伦·韦尔的经济理论启发了他：在存在超线性规模回报的场景下，严格产权制度可能导致单一主体控制一切。数学推导显示，初始微小差距在规模经济下会随时间放大为巨大鸿沟。历史上的扩散效应曾抑制这种失衡，但当前多重趋势正削弱该平衡：技术加速迭代、政治不稳定性加剧、软硬件封闭能力提升、管理成本降低使超大规模控制成为可能。 在此背景下，政府政策如欧盟USB-C强制标准、中国技术转移规则、美国禁竞业协议等，均体现对技术扩散的干预。然而这些政策常受本地利益驱动，存在偏向性。相比之下，copyleft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激励机制，不偏袒任何主体，无需中央规划，却能有效促进代码共享，兼具普适性与中立性。 尽管宽松许可证在追求最大普及时仍有价值，但总体而言，copyleft的综合效益已远超15年前。对于早期采用宽松许可的项目，如今至少应重新评估转向copyleft的可行性。 Vitalik强调，未来我们或许能拥有真正的开源汽车，而copyleft硬件或将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支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