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金融革新困局：用旧规则迎新变革的代价

一座城市若用昨日的规则迎接明日的革新，注定会在当下迷失。 如今的香港，正被一种深刻的撕裂感所笼罩。它像是两个平行时空折叠在同一片土地上——一个在中环摩天大楼间觥筹交错，另一个则在数码港的共享空间与深水埗街头挣扎求生。 2025年，香港全年实质GDP增长预计达3.2%，恒生指数上涨27.8%，创下自2017年以来最佳表现。商品出口货值创历史新高，12月单月达5128亿港元，同比增长26.1%。私人财富管理规模突破10万亿港元大关。香槟气泡声不绝于耳，繁荣成为唯一主题。 然而另一面，创业者面临高昂成本举步维艰；零售业店铺倒闭频发；失业率持续攀升；越来越多市民选择北上深圳、广州消费。失落与迷茫，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底色。 一边是金融数据的烈火烹油，一边是民间体感的如履薄冰。这种极致矛盾，正是香港当下最真实的写照。它在吃老本，试图用过去的经验应对今日的新变局，结果显而易见。

两次危机铸就的肌肉记忆

今天的香港规则，源于两场惨痛教训：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。这两次冲击让香港形成根深蒂固的“稳定优先”思维，一旦察觉风险，第一反应便是收缩防御。 1997年，国际炒家对港币与港股发动攻击，引发剧烈波动。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回忆，那是一段几乎窒息的日子。他们通过做空汇市推高利率，再打压股市，形成连环套。关键时刻，港府动用外汇储备1180亿港元入市干预，最终在8月28日恒指期货结算日守住7829点，迫使对手平仓。 这场胜利保住了联系汇率制度，但也留下深远影响：此后任何可能威胁金融稳定的因素都将受到最严审视。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事件，则暴露了本地金融体系对普通投资者的保护缺失。数万名市民持有的迷你债券一夜归零，严重动摇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。这一事件催生更严格的投资者保护机制，使监管层对任何可能损害大众利益的金融创新都抱持高度审慎态度。 这两重历史创伤，共同塑造了香港金融监管的底层逻辑：安全高于一切，风险必须前置控制。这套系统在过去二十年有效抵御外部冲击，却在面对去中心化、颠覆性的金融科技时显得格格不入。

三道鸿沟：谁的繁荣？谁的失落？

历史的伤痕，在今天香港的土地上划出了三道深刻鸿沟。 第一道，是金融与实体之间的断裂。2024年，公司清盘呈请达589宗，创2003年以来新高。超过500家店铺关闭，包括华润堂、先施百货等老字号。铜锣湾、尖沙咀黄金地段卷帘门林立，招租广告随处可见。与此同时，金融业招聘火热，交易员奖金屡创新高，而零售业裁员潮此起彼伏，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。 第二道，是精英与民间之间的疏离。2024年，净资金流入达7050亿港元，内地买家购入住宅价值1380亿港元，豪宅成交火爆。与此同时，7700万港人北上消费，总支出近557亿港元。跨境婚姻比例从1991年的6.1%升至2024年的40%；每日逾3万学童往返深港；近10万老人选择广东养老。当精英讨论全球化资产配置时，市民关心的是下顿饭去哪吃更实惠。 第三道，是资产与创新之间的错配。香港研发强度常年维持在1.13%，不足新加坡一半，仅韩国四分之一。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突破5%。尽管初创企业数量达4694家，同比增长10%，但平均规模仅3.8人，呈现遍地小草、不见大树的局面。高昂租金与房价，使创业者首要难题不是方向，而是付不起办公室房租。 金融与实体、精英与民间、资产与创新，三道鸿沟交织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景。它像一头头部发达、躯干萎缩的魔多客——金融强健，创新乏力，根基渐虚。

没有赢家的金融创新

在这片土壤上，金融科技创新的命运早已注定：被驯服，而非颠覆。 支付领域曾有潜力打破八达通垄断，但最终胜出的是汇丰银行的PayMe与金管局主导的转数快（FPS）。它们并非技术或体验胜出，而是“秩序”的胜利。传统巨头与监管机构联手推出改良产品，成功将其他创新者拒之门外。 虚拟银行本被寄予“鲶鱼效应”厚望。2019年金管局发放8张牌照，期望搅动死水。五年后，八家累计烧钱超100亿港元，市场份额不足0.3%。2025年上半年，仅三家首次盈利，整体仍亏损6.1亿港元。多数市民仍使用传统银行，虚拟银行更像是偶尔转账的电子钱包。 少数盈利者靠的是服务Web3公司等灰色地带，非靠颠覆性创新。它们未成为挑战者，反而成了现有体系的补丁。 财富科技与保险科技则被重点扶持，因其契合资产管理中心定位。它们服务于富人，是锦上添花的工具，而非改变格局的引擎。于是出现奇特景象：资产管理规模突破35万亿港元，虚拟银行却在0.3%市场里挣扎。 从支付到银行，再到财富管理，香港的金融科技呈现出清晰模式：拥抱改良，抗拒革新。最终演变成一场无赢家的战争——巨头保住护城河，创新者付出巨大代价却无法撼动规则。

Web3的香港式尴尬

当面对真正狂野的Web3革新，香港的态度更为矛盾：拥抱其形，拒绝其神。 2022年底，香港宣布要成为全球虚拟资产中心。2024年4月，抢先美国推出亚洲首批虚拟资产现货ETF，一度引发热潮。但截至2025年底，六只产品总规模仅为5.29亿美元，与美国超457亿美元相差80倍以上。 更深层问题在于合规成本。持牌交易平台每月运营成本高达1000万美元，其中30%至40%用于合规、法务与审计。这对中小团队而言无异于天堑。 2023年JPEX事件爆发，未经许可平台以高收益诱骗民众，涉案金额达16亿港元。事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加剧公众对整个行业不信任，反促使监管更加严苛。 于是形成恶性循环：越追求绝对安全，合规成本越高；成本越高，越难与“野平台”竞争；野平台爆雷，又强化严控必要性。 香港试图为Web3建一座固若金汤的安全屋，却发现参与者要么在外另起炉灶，要么在屋内因规则窒息。它欢迎加密货币作为可估值、可管理的金融产品，却恐惧其去中心化、抗审查的本质。 前者能丰富资产管理版图，后者却可能动摇根基。这正是“昨天的规则”与“明天的革新”之间最根本的冲突。用管理股票、债券的逻辑，去管理一个新物种，结果只能是拒绝革新本身，留下一场无人喝彩的政策独角戏。

巨轮的转向

回望香港金融科技之路，如同观察一艘巨轮的艰难转向。 这艘巨轮曾在半个世纪里航程辉煌。但如今，海洋退去，新大陆浮现。昔日深海变为浅滩，航道狭窄曲折，暗礁遍布。 巨轮的优势，反成劣势：太大无法转身，太重难以前行，导航系统在新环境中失灵。 经济学中的“成功者的诅咒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现状：过去的成功，固化了路径依赖，使人无法适应新范式，终被自身成就所反噬。 香港的迷失，不在于犯错，而在于把做对的事，在错误的时间重复了一遍。它想用建堡垒的方式拥抱流动盛宴，用改良旧制度的技巧应对旨在推倒重来的革新。 今天，这艘巨轮停泊维港中央，发动机仍在轰鸣，船长与船员却陷入迷茫。远方，无数轻巧快艇正沿新航道疾驰，将其远远甩在身后。 历史从未给予任何城市永久豁免。当昨日的光荣成为今日枷锁，唯有挣脱它的勇气，才能赢得明天。